我叫李桂芳，今年七十一岁，湖北黄陂李家岗人，如今跟着女儿住在孝感城郊。老伴周德海走了六年，我一个人守着两间老屋，屋后头种了半分菜地。日子过得慢，可身上的零件，一样一样地松了。 今年秋天起，我总觉得胸口发闷，像压了块湿棉絮。走两步就喘，夜里躺下，心口那地方“咚咚”跳得不听话。我忍着没说，忍到十月底，在厨房端起一盆水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栽在灶台边。 女儿周敏脾气急，第二天就请了假，非拉我去武汉。她说：“妈，孝感看不明，咱去大医院。”她连夜在手机上抢号，抢到一个心内科的专家号，早上七点半的。 那天我们五点半就起了床。城郊到火车站要坐四十分钟公交，天还黑着，路灯下头有人在扫落叶。城际车半个多小时到汉口，地铁里人挤人，我攥着女儿的手，怕走丢。 医院比菜市场还热闹。走廊里全是人，加床一直排到楼梯口，有人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打吊针。我坐在塑料椅上等叫号，手里捏着病历本，心里直发怵。女儿在我旁边小声说，她昨晚在手机上做了异地就医备案，能报销一部分，比例低点就低点。 护士先给我做了心电图，又推去做心脏彩超。单子上那些字我看不懂，只记住一句“左室舒张功能减低”。女儿拿着单子，脸色白了些，嘴上还笑：“没事，妈，老年人都有点。” 轮到我看诊，进门时我愣了一下。桌子后头坐着一个男医生，五十来岁，白大褂洗得很干净，头发短，眉毛浓。他抬头看我，看了有两秒钟，才低头翻我的病历。 “李桂芳，七十一岁。”他把我的名字念了一遍，念得很慢，“哪里不舒服？” 我把胸闷、气短、夜里心悸一样一样说了。他问得很细：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生过几个孩子，家里有没有人得过心脏病。问到“生过几个孩子”的时候，我嘴巴张了一下，说：“一个闺女。” 他没接话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停，才继续写。 他叫陈卫东，心内科的主任医师，胸牌上的字很小。他给我开了住院单，说要做冠脉造影，看看血管堵到几成。女儿在旁边问了一串问题，住院要几天，费用大概多少，能不能少做几项，他都答得耐心，一句没嫌烦。 住院押金一万。我在病房外头小声跟女儿说太贵了，要不抓点药回家吃。女儿瞪我：“妈，钱我来想办法。”我晓得她难，开个小童装店，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 病房三个人。靠窗的是张婆婆，比我大两岁，心脏上装过起搏器，说话声音响亮，一天能问八遍护士什么时候开饭。中间床是位中年男人，总在打电话谈生意。我睡最里头那张，挨着卫生间，夜里听得见水管响。 第二天早上查房。陈医生带着一排年轻医生进来，一个床位一个床位地看。到我这儿，他让我躺平，把听诊器在手心里捂了捂，才贴上来。 他一边听，一边忽然问：“李阿姨，您在新疆待过？” 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 那三个字像一把铁锹，把我心里埋了五十年的土，一铲子铲开了。戈壁滩上的风，土坯房里的煤油灯，棉花地里白花花的一片，全呼啦一下涌到眼前。我躺在床上，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 我说：“待过。” 他问：“哪个团？” 我说：“农八师，一四三团。” 他把听诊器取下来，绕在手上绕了两圈，说：“那边冬天冷。” 我说：“冷。冷得能把眼泪冻在脸上。” 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往下问。身后那些年轻医生翻着本子记东西，谁也没觉出这两句话有什么要紧。 那一整天我都没怎么说话。张婆婆以为我害怕手术，拉着我的手劝：“怕啥，现在这技术，跟通下水道一样。”我冲她笑笑，没解释。 一九七三年，我十八岁，高中毕业，从武汉坐上绿皮火车往西走。火车走了四天三夜，过嘉峪关的时候，有人喊了一声“进新疆了”，车厢里静了一下，接着就有人哭。 到了团场，眼前全是沙子，看不见一棵树。我们这些知青，一下车就搬石头、打土坯。冬天挖渠，地冻得像铁板，一镐下去只留个白印。夏天摘棉花，一天弯十几个钟头腰，直起来的时候，骨头像要断掉。 沈明远是上海知青，比我大三岁。他会拉手风琴，会认星星。晚上收工，他指着天上跟我说：“看见那七颗没有？勺子柄对着的那颗，北极星。以后迷了路，就找它。” 后来我们好上了。那时候好上，就是两个人分一个馒头，就是一床棉被盖到天亮，就是他在我手心里一笔一笔写个“等”字。他说等政策松了，就跟我回湖北，或者回上海，反正要在一起。 一九七五年八月，我生了个儿子。卫生队的土房子，窗上糊的塑料布漏风，我疼了整整一夜。孩子生下来，哭声很响。接生的老护士说：“带把的，壮实。” 沈明远把孩子抱起来，不敢使劲，像捧着一团火。他给孩子起了个小名，叫石头。 第二年冬天，队里组织打机井。井壁塌了，沈明远在底下。人抬上来的时候，他脸上还沾着沙。他咽气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太轻，我没听清。这句话我想了一辈子，也没想明白他到底说的是啥。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白天上工，把他放在土炕上，用绳子拦着。孩子哭，我在地里听着，手直抖，棉花摘得满手都是血口子。 一九七九年，返城的政策下来了。有孩子的，手续办不下来。我跑了二十多趟，从团部跑到师部，鞋底磨穿了两双。 团里有一对知青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