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五年十月，北京西城绒线胡同。 编译局那栋灰砖楼里，陈昌浩收到了一封信。 信封上贴着八分钱邮票，寄信地址是南京军事学院。他拆开看了一眼，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塞进抽屉。 然后戴上眼镜，继续看桌上的译稿。 那天下午，局里有人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上面印着授衔名单。办公室里几个人凑过去看，念出声来——谁谁谁是上将，谁谁谁是大将。 陈昌浩没凑过去。他端着搪瓷杯喝了口水，低头改稿子。 名单上的人，他认识一大半。 徐向前，元帅那一栏，排第八。四方面军总指挥，跟他搭了四年班子。一个管打仗，一个管政治，从鄂豫皖打到川陕，从川陕打到懋功。 陈赓，大将。当年在鄂豫皖也待过一阵子。 许世友、陈锡联、陈再道、王近山……上将、中将、少将，一长串。这些名字，当年都在他手底下干过。 红四方面军最盛的时候八万人，花名册他闭着眼能背出大半。 现在这些人肩膀上扛了星，他桌上只有稿纸。 有人替他不平。他摆摆手，说组织有组织的考虑。 这话不是客套。 一九五五年授衔条例写得明白，脱离军队系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，不参加评衔。他一九三九年就走了，去了苏联，一九五二年才回来。回来安排到编译局，编制在地方，不在军队。 程序上没问题。 但程序背后的事，比程序本身沉得多。 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，一九〇六年生。汉阳那地方在长江边上，码头多，船多，南来北往什么人都有。他家里条件一般，读书还算用功，后来考进武昌的高校。 一九二六年入党，二十岁。 那会儿国共还在合作，北伐打得热闹。他在武昌搞学生运动，写传单，组织集会，干劲足。后来大革命失败，白色恐怖，他转入地下，继续干。 一九三一年，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成立。二十五岁的陈昌浩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。 二十五岁，搁现在大学刚毕业没两年。那会儿他已经管几万人的政治工作了。 四方面军底子是黄麻起义拉起来的队伍，能打硬仗，也有一股子野劲儿。徐向前当总指挥，管打仗的事。陈昌浩管政治，管干部，管思想，管纪律。两个人分工明确，配合还算顺。 队伍从鄂豫皖往外打，国民党围剿一次比一次凶。第四次围剿没顶住，主力撤出根据地，往西走，翻秦岭进四川，在川陕边上又打出一块地盘。 川陕根据地那会儿，四方面军扩得厉害。打田颂尧，打刘存厚，打杨虎，胜仗一个接一个。队伍从一万多人扩到八万多，枪多人多，底气足。 陈昌浩在队伍里威信不低。老部下后来回忆，说他讲话干脆，不绕弯子，湖北口音重，喊口号的时候嗓门大。打仗的时候腰里挂把手枪，灰布军装穿到底。 一九三五年六月，懋功会师。 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，走了八个月，到了四川懋功。四方面军派人去接，陈昌浩站在队伍前面，迎接中央红军。 两支部队碰头，场面热烈。但底下的心思不简单。 一方面军人少，装备差，一路打过来疲惫不堪。四方面军人多枪多，张国焘手里有八万人，说话底气足。北上还是南下，争得厉害。 陈昌浩是总政委，位置摆在那儿，开会得表态，决策得参与。后来张国焘闹分裂，四方面军被裹在里面，陈昌浩脱不开干系。 这段历史后来成了他身上一道箍。 但真正把他压垮的，是西路军。 一九三六年十月，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。过河的部队包括红三十军、红九军、红五军，总共两万一千多人。 过河之后，计划变了。宁夏战役计划搁置，部队改编成西路军，任务改成打通国际路线，往西去新疆接苏联援助。 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徐向前是副主席。 河西走廊那个地方，南北两山夹一条窄道，戈壁滩上没遮没拦。马步芳、马步青的骑兵在那儿经营多年，地形熟，来去快，打起来占了天大的便宜。 西路军缺弹药，缺补给，伤员没地方送。冬天零下二三十度，很多人身上还穿着单衣。 高台一仗，红五军几乎打光。军长董振堂战死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战死。守城的部队从军长到士兵，大部分倒在城墙上。 倪家营子打了四十多天。白天扛冲锋，夜里修工事。子弹打完了上刺刀，刺刀弯了捡石头。伤员没药，用盐水洗伤口，用破布条包扎。 求援电报一封接一封往延安发。中央那边也困难，援军始终没到。 打到一九三七年三月，石窝开会。部队剩下不到三千人。 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，回陕北向中央汇报。剩下的队伍分成几路，就地打游击。 陈昌浩走的时候带几个警卫员，化装成老百姓，走小路绕关卡，往东走。祁连山的雪很深，一脚踩下去没到膝盖。 走到延安的时候，他三十一岁。 回去之后，第一件事是写检查。 西路军的账算在他头上，他是主要负责人，责任推不掉。检查写了一份又一份，剖析这个分析那个，写得细，写得深。 但写得再细，高台城外的尸体回不来了，倪家营子冻掉脚趾的兵回不来了，祁连山里打散的队伍回不来了。 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。 身体不好，心情也不好。一九三九年，组织安排他去苏联治病。 走的时候以为几个月就能回来。 结果去了十三年。 到莫斯科先疗养。没两年苏德战争打起来，战火往东烧，莫斯科待不住，往南撤。撤到中亚的塔什干，在那儿住了下来。 塔什